19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以“西方”思想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在思想资源。但是所谓的“西方”思想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统一体。正如我们可以从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身上看到清晰的英美经验哲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子，而从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身上看到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民主革命思想的传统，更不用说“五四”新文化高举的“民主”、“科学”旗帜所张扬的理性主义与欧陆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同思想脉络的“西方思想”，实则是要解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实践现代化发展方案。而厘清这些不同脉络的思想在百年中国语境中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回答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何以建立的知识清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在对百年历史的返顾中，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一种历史的参照，并从现代性话语的历史性纠结中，看清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
实际上，相关的问题研究，从80年代中期之后，便在不同侧面上展开。但知识界相关的讨论似乎更集中于英美和法俄文化传统的分析，而相应地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思想脉络，即德国文化传统对中国的影响。1986年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的出版，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80年代知识界耳熟能详的西方文化大师，恐怕漏不掉尼采、叔本华、康德以及歌德。但是对于德国现代美学传统在现代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在什么样的接受语境中被阐释，并且相关的阐释试图回答现代中国的什么问题，却是一个研究空白。张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审美现代性批判》从德国美学东渐这个角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视野中，展开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这本书关注的核心命题是“审美现代性”。这个命题之所以值得深入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是现代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即从感性、价值、情感需求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现代肯定，但同时它又是现代性内部构成中的否定与批判因素。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即以工具理性为宗旨实行的合理化工程，那么审美现代性呈现的无疑是相反的因素，即对感性个体的强调，以一种基于感性和肉体的新的一元论来反抗、批判工业化、理性化社会秩序对“人”的异化。或者可以称为现代性内部的“反现代性”构成。关注“审美现代性”，使得现代性内部的复杂性得以呈现出来：不仅“现代化”是一种包含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因素的展开过程，同时作为反抗“理性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本身也具有内在悖论。在审美独立性和审美的社会功能之间，在审美的多元取向和审美中心论之间，在审美的人本特性和必然的价值虚无的后果之间，审美现代性作为别一种现代思想方案，并未提供解决自身矛盾的思想出路和理论前景。——而这种视角，也正是以康德、尼采、叔本华、歌德等为代表的德国浪漫美学所提供的另一条不同于笛卡儿、休谟、黑格尔等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性思想脉络。
因而，分析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对德国美学的接受，并进而以德国美学作为一面参照的镜子，观照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便成为一个复杂而有意味的研究课题。正是受到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影响，王国维第一次提出了“美学”这个范畴，并与蔡元培、宗白华等人，共同推动“美学”成为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独立话语类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与德国美学思想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这并不是说，《审美现代性批判》是在美学学科意义上来关注德国美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作者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美学的期待视野与德国美学东渐的跨文化语境中，分析知识论意义上的“审美独立”——即审美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价值论意义上的审美作用——即审美与人生问题，本体论意义上的审美主义——即审美对人的解放特别是感性解放的意义，这三个层面上的彼此关联和纠结。作者尤为关注的，是现代中国知识界——主要是现代人文知识人，在关注和谈论“审美”这一话语类型时，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什么样的现代性想像。最见出作者的理论功力和思考深度的，是他并不简单地认同中国思想界以现代审美思想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作为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工具——就像80年代知识界以尼采、叔本华为宗主，以一种“非理性”、或“反文化”的姿态批判社会那样。他通过深入地分析审美现代性具有的自身悖论（这一悖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接受过程中同样呈现出来），直接面对的是现代性思想本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他以德国美学东渐作为研究线索，以德国美学思想作为参照，展现的是“被迫”发生现代化的中国，在全力推进经济、政治、制度等层面的现代化成为主潮的时代，一种反现代性的思想脉络如何在参与现代进程的同时，面对现代化本身带来的否定性因素。——这种讨论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实际上是将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呈现的问题深入和复杂化了。
这本书是作者完成的博士论文。这意味着本书对问题的探讨，对阐述结构的安排，更讲究“规范性”。首先界定“审美现代性”这个范畴的含义，在中／德跨文化语境中分析中国美学与德国美学之间的关联，进而以康德的“三大划分”（即科学／审美／伦理）为基础考察王国维、蔡元培、宗白毕等中国新知识人对审美独立性的话语建构，以歌德与《浮士德》的接受阐明审美与人生的关系，接着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被阐释来讨论“审美主义”，最后展现审美现代性本身包含的不同层面的矛盾——全书的结构脉络非常完整、清晰。在史料的清理与理论的深入之间，在问题探讨与个案分析之间，所形成的“和谐”和严谨表达，表明这是一篇典范性的优秀论文。但问题可能也同时出现，那就是，作者仅仅描述了审美现代性的历史面貌和逻辑结构，而那些稍有枝蔓，但无疑更具有“现实性”的讨论却无法融入到这本书中。与德国美学同时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应该是观照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另一重要维度。因为它们提供的，不仅是另一知识谱系上的现代性思想，同时也是以德国美学思想作为主要思想资源的中国审美问题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更为开阔的历史情境的展现，可能会为仅从审美现代性内部逻辑中的反思，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全书是在同一知识脉络的思想史范围内展开问题的讨论，而别一种知识脉络，以及思想史之外的历史“场景”的展现，或许是一种“跳出来”返身观照的视角。但是，对《审美现代性批判》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则并不是对这本书的批判。这本书无疑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它所设定的研究课题。提出这样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吹毛求疵”，不如说是提出了另外的研究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在领略了作者所展现的“跨文化的历史与美学之旅”后，因为书中深入而明晰的描述唤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之后的“得寸进尺”的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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